崔乃夫会长与国际慈善人士合影

华东水灾之后，崔乃夫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与民间慈善事业的关系”问题思考得更多也更深刻了。他意识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虽然有了前所未有的业绩，但相比改革开放形势下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的迅猛变化、其发展还是迟缓的，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这主要缘于计划经济和国家包办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崔乃夫结合民政工作实际仔细领会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走向与对策。他认为，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就要摆脱政府包办的旧体制，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在保证国家适当投入的基础上，走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相结合，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路。民政工作需要社会化改革，社会福利事业也要走社会化道路。那时，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内心萌动。

1992年，崔乃夫引导、支持了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吉林慈善会的创建。崔乃夫部长在指导各省市民政工作的时候，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阐述我国民政工作、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问题，介绍我国港澳台地区这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崔乃夫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民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迎接和适应挑战，成为当时全国民政系统的共同课题。

1992年，吉林省民政厅的几位领导在崔乃夫部长的启发下，结合吉林民政福利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了在吉林省建立慈善会的想法并做了计划。而后，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计划向北京的崔乃夫部长、阎明复副部长和中国募捐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崔乃夫听到他们创建慈善会的计划时，一双智慧的眼睛即刻放出特别的光亮，连声称赞说这个想法很好，说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了，就是地方成立慈善会的一个很好很必要的尝试，必然会对我们在全国创建慈善组织有推动和借鉴作用。崔乃夫向他们建议说：“你们可以把这个想法先向吉林省委省政府汇报，如果吉林省委省政府同意，民政部不仅支持你们成立慈善会，还将会在资金上进行支持，带头先捐50万元！”

吉林民政厅创建慈善会的想法同样得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92年5月，吉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慈善总会筹备组，并开始启动工作。计划成立的是社会慈善组织，可在“慈善”这个名称上却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和障碍。当时，社会上的多数人并不认可或不敢正视“慈善”，多年来的思维定式总是让人们把“慈善”归属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范畴里。为这个名称，各个方面争论了近半年的时间，占了筹备工作的很长时间、很大精力。筹备组也曾为这个社会组织起了“救灾救济会”、“社会福利会”这样一些回避“慈善”的名称，但这些名称显然与这个组织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一致，比如“社会福利”这明显就是政府要做负的责任、所做的事情。民政厅几位领导同志，始终认为只有‘慈善’这两个字最能反映这个社会组织的宗旨。崔乃夫更是明确表态说：“就用‘慈善’这两个字！”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问题上支持了他们。

1993年1月8日，新中国第一家慈善会——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正式成立！

事实证明，吉林慈善总会的成立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截至成立当天，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就获赠善款200多万元。一直支持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成立的民政部在部长崔乃夫的关注下不仅如约向慈善总会捐赠了50万元，还专门发来贺电。贺电中说：“1993年是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民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迎接和适应挑战，成为当时全国民政系统的共同课题。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的成立，适应了改革的新要求，对于多形式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培养社会福利自愿工作者队伍，加强中外慈善团体的合作与交流，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注册成立，在全国重新举起慈善的旗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崔乃夫出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出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时因年龄的原因已经不在民政部长的领导岗位了。当时在民政部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部长阎明复说，中华慈善总会筹备成立时拟定的名称是“中国福利慈善协会”。崔乃夫说，应该把“中国”改成“中华”，这样有利于我们就更好地把海外华人团结起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与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的慈善组织交流合作。还说，福利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间的群众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的群众团体。崔乃夫说名称中应该把福利两字去掉。直到现在，阎明复还常常提起这件事，说崔部长是最懂慈善的，站得高，看得远。

从中华慈善总会创立那一天开始，会长崔乃夫在慈善总会的发展方向上就有着就非常清楚明确的见解：就是要办的是一个有别于政府、立足于民间的独立的慈善机构，不向国家要编制、不要经费，也不要国家的经济支援。明确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民间组织，要建立一套不同于政府的运作机制，在财政、人事上保持独立。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他们做的第一件头等大事就是：完善自身的机构和制度建设。

崔乃夫带领大家积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首先，聘请了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一批政治家和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丁光训担任名誉会长；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范宝俊担任高级顾问。另外组成了总会的领导班子。
崔乃夫认为，慈善事业是面向全社会的，单靠总会自身的努力无法完成，必须联合和团结全国所有慈善组织和机构，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中华慈善总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推动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年的时间，总会在全国共发展了42个团体会员。 
在组织机构建立的同时，本着高效、廉洁的原则中华慈善总会逐步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修订了《中华慈善总会章程》；制定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基金章程》、《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会员办法》；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制度》和其他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在此前提下，崔乃夫带领总会同志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积极募集资金。足够的资金是慈善总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总会把募集资金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捐助，另一方面通过总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广泛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一年的时间，中华慈善总会募集到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2459多万元。 
这些资金分为两部分： 
一是创始基金。所谓创始基金是指总会在创立期间专项募集的永久基金，只动息不动本，用以支付总会行政开支和项目活动成本等费用。这项基金是借鉴国外经验而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其他社会善款百分之百的用于慈善项目。这项基金自开始募集以来得到了海内外慈善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一年内，该基金募集到1419万元人民币。 
二是社会善款。这包括专项捐款、创始会员捐款和一般捐款。总会自成立以来不断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各项捐助。一年内，总会共接受社会善款计合人民币1260多万元。 

199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中华慈善总会招收创始会员的消息。4月27日，天津的一位人士便写上“北京”二字给中华慈善总会汇去了7200美元。两天后汇票退回，理由：“地址不详”。这位人士又写信给《人民日报》，寻问地址。得到复信后，又将汇款寄出。由于错把“9号”写成了“5号”，汇票又被退回。7月13日这张汇票历经两个半月寄到了中华慈善总会的财务部。崔乃夫会长十分重视这件事，派人托着这张汇票和那封仅有70个字的来信，精心寻找此人。最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村六楼找到了这位寄款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经济学家，82岁的龙吟老先生。崔乃夫会长派人到天津向老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并送去捐赠收据。老先生平静坦诚地微笑着说：“救助贫困群体，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只能做这件事了。”龙吟老先生早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的一个爱国华侨家庭，从小受到爱国教育和熏陶，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志向。早在1927年中学学习阶段，他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参加了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到法国里昂大学法学院学习财经，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龙吟满怀报国之制志辗转回国，应聘于南开大学经济系。龙吟同志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委员、常委；天津市财政学会顾问；天津市经济学会顾问；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常委、顾问；中国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会员等职务。龙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为教育工作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热忱，对党无限忠诚，热爱社会公益事业的经济学家。 老先生十分关注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中华慈善总会的创立令他十分兴奋，即刻决定做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始会员。

另一位人们不会忘记的创始会员是来自吉林白山的朱玉林。这个被称之为“大山之子”的民营企业家，从1984年收养老乡临终前托付的4个孩子开始钟情于救孤事业，三十年来收养的孤儿和流浪儿童累计达到426名。为了让孩子们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他先后三次新建、改扩建孤儿院，建成集生活、教育、就业于一体，迄今为止亚洲规模最大、教育层次最高、供养时间最长的私立孤儿院。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下，他的慈善事业为地方的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真心关爱、悉心照料、精心管理、耐心引导下，这些孩子生活无虞、身心健康、乐观向上、茁壮成才，到2013年，共有93名孤儿考上北大、清华等知名大学，部分孤儿考上公务员、走进军营甚至远赴海外留学。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朱玉林三十年舍小家顾大家、夜以继日奉献付出的艰辛，是他实干创业为救孤事业投入近亿元的慷慨。现在他每年依然需要承担孩子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学杂费等600多万元。朱玉林的大德大善大爱大美展示出当代民营企业家无私奉献、心系社会的高尚道德情操。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时，他向慈善总会捐赠一辆价值六十万元的轿车，成为中华慈善总会大陆创始会员中唯一一位私人企业家。在中华慈善总会创立之后二十年中，朱玉林一直支持中华慈善总会的发展，一直继续他的慈善事业。

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建，也得到了海外炎黄子孙的热情关注与积极支持。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正式注册，海外侨胞——澳门银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炜先生率先捐款1000万元作为总会的发展基金。

1995年11月，崔乃夫安排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前去香港联系有关港澳区扶轮社向总会捐赠500万元，用于根绝小儿麻痹症专项事宜。这一行踪引起香港慈善人士的广泛关注。在扶轮社总监杜伟强、香港公益金筹募委员会主席李业广的热情帮助下，扶轮社13位实业家（前总监、社长及社员）纷纷捐款。香港罗氏国际集团董事罗嘉穗女士、香港富士摄影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伦先生也加入了创始会员的行列。乙亥年保良局局长陈玉书放下繁忙的商务，在总会人员离港的前一天，从银行调出50万元，说：“我愿做你们的创始会员，我已把其他事宜推迟，准时到北京出席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汇丰银行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2，500万港币成立汇丰中华慈善基金，每年固定拨出资金支持各类社会福利事业，促进内地慈善事业发展。崔乃夫会长为圆满落实此项捐赠曾专程到香港。

中华慈善总会在筹募慈善资金的同时，在崔乃夫的直接主持下确定并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并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搞了一些慈善活动。主要是：

（1）“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赠送节日礼物，为福利院添置设备； 

（2）为普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知识，与北京市孤独症康复协会联合举办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展览；

（3）为500名盲人提供了在盲人图书馆终生借阅图书所需费用； 

（4）1995年夏季，我国吉林、辽宁、湖南和江西等省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一些地区的敬老院和福利院遭水冲毁。对此总会作出积极反应，分别拨款为这些省份恢复福利院4座；

（5）1995年10月，云南省武定县发生地震灾害，总会向灾区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

（6）与民政部合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由孤儿演出的大型“献爱心助孤”文艺晚会； 

（7）为辽宁省慈善会提供了孤儿就业培训费。

（8）为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开展社区服务和福利项目，中华慈善总会于1995年5月6日至6月10日，在首都举办了大型心理咨询系列活动。先后由83位专家参加了活动，进行现场咨询和举办专题讲座，接受咨询者达3000人次之多。期间，还向首都第一家社区心理咨询机构“西城区信任与安慰协会”提供了资金帮助。

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总会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确定并实施了两个生命力很强，总会在成立近二十年依旧在持续发展的慈善项目。

当时，崔乃夫会长向外界介绍时说：“总会在1995年成立之初，选择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这个项目花费少、收效快、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两三千元，可使孤儿终身脱残。所以推出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项目规模逐年扩大，已经成为总会可以持续多年做下去的重要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时候，崔乃夫会长把“扶贫济困”、“安老助孤”作为实施慈善项目的重要思路。为了做好“助孤”方面的慈善项目，在崔乃夫的安排下，总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青少年发展问题研究室的专家、教授就我国孤儿的现状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调研，并提出项目的建议与意见。同时，崔乃夫又安排总会工作人员设计“助孤”项目，组织实施落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提交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山西大同乳娘村村民在政府安排下助养孤儿的情况，就是在大同附近的一些村庄里，一半以上的妇女都助养政府福利院的孤儿。这一情况引起了总会的注意与重视，并即刻派工作人员到那里对孤儿的情况进行调研。在对几百个孤儿的调查中发现，唇腭裂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是很高的，高的地方甚至要达到0．5％低的地方也不低于0．1％。这显然在孩子中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有这种残疾的孩子一生都是很痛苦的，他们发音有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楚，不好与外界交流；吃饭有困难，常常会向外喷饭粒。他们懂事后大都怕羞，不愿见人，没有自信，心理疾患都是很重的。微笑是很难在他们脸上出现的。崔乃夫会长考虑到，总会刚刚成立，慈善项目的资金还不多，选择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花费比较少，收获却是很快的，而且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2000元左右，可使孤儿终身脱残。在崔乃夫的主持下，通过会长办公会的认真研究，选择确定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项目。全国患唇腭裂的孤儿很多，从哪里着手呢？崔乃夫又建议从儿童福利院做起，也得到了会长办公会的一致同意。项目确定了，并确定从大同做起。在崔乃夫的主持下，总会的杨团、常寒婴、刘红卫等同志又以科研项目的标准设计了项目的执行方案、项目技术操作方案、项目监督方案等三方面的合同约束，使这个项目做得严密、顺利、健康。为科学准确地设计这个项目的方案，总会的那些同志，还多次深入到大同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1995年启动“助孤计划”孤残儿康复首期项目，为山西大同市社会福利院54名患唇腭裂的孤儿进行手术矫治，一年内，手术全部完成，成功率达到100%。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每次的工作汇报，崔乃夫会长都认真听，并非常科学地集中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个项目一直进行得比较完美，为总会以后进行的项目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为四年后中华慈善总会与美国“微笑列车”的成功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总会成立之初确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慈善项目，就是甘肃‘慈善雨水积蓄工程’。崔乃夫不但工作严谨、科学、细致，有雄才大略，而且也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到这个项目，说到甘肃如何干旱缺水时的那副神情。“1995年，甘肃大旱，河断流，井无水，庄稼枯死，树苗被晒干，有三百多万人、二百多万头牲畜几乎没有水喝。中部陇东地区四十多万人为了生活用水，半夜起身到几十公里外的山沟里拉水。在拉水回来的路上，竟能看到这样的奇观：饥渴难耐的野狐、飞鸟一路跟着水车，吸食水车滴落的水珠，怎么轰都轰不走。当水车停下，用大桶、小桶分水时，有的鸟竟不顾死活地冲向水桶……”说起这些，崔乃夫总是很沉重很不安。他还常常对人们介绍说，每逢旱年，那里的孩子上学前，只能由大人含一口水喷到孩子脸上，算是洗脸了。主妇每天煮饭也只有一瓢混水。他还拍着厚厚的一本书对大家说：“处于干旱带上的甘肃省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隋朝以来，甘肃先后发生较重大旱灾640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近半个世纪，发生旱灾四十余次。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拨出大量专款兴修水利，截至1995年底解决了600万人的饮水问题，但仍有27％的人处在干旱无水饮用的威胁之中。”崔乃夫会长曾亲自带队深入甘肃干旱贫困山区考察，冒着小雪和寒风走访了定西县团结乡寒树村和榆中县连川乡高窑沟村。正是由于崔乃夫对甘肃缺水地区情况的深入了解与研究，正是由于他对贫困地区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崔乃夫所领导的中华慈善总会于1997年启动了“雨水积蓄工程”。崔乃夫早就深入了解到：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们，经过千百年的摸索，找到了修水窖存雨水，供人畜全年饮用的土法子。崔乃夫说：“以往的水窖都是用红黏土打成的，费工又不牢固，蓄水效益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后来长期致力于干旱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在深入考察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摸索出一整套集水工程系统方案。经过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扩展到农业灌溉，为百姓脱贫带来希望。”正是基于对甘肃干旱地区情况的这种深入的了解，中华慈善总会“雨水积蓄工程”启动的时候，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甘肃尚未解决水荒的贫困百姓每户投入800元，修建一个100平方米的集雨面和一个30立方米的水泥水窖。这样可帮助一个３～５口之家解决常年的人畜饮水问题。崔乃夫在这一项目运作中多次强调：“这个项目，不是政府拨款，而是募集的善款，是协助贫困户打水窖的。一定要选准对象，不能优亲厚友，不能营私舞弊，不能挪作他用。资助的钱不到农户，而是由甘肃省慈善会给贫困户买成水泥，农民出工和准备沙石，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确保在７～９月的雨季里，把水蓄起来。”在崔乃夫会长的领导、统筹下，这个项目当年立项，当年筹款，当年上规模，为甘肃贫困百姓打了一万口水泥水窖，修了百万平方米的集雨面，当年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社会反响也非常之好。这个项目后来一直成功地延续着。